毕竟这种大规模的抢掠、屠杀行为，不仅是对军队声誉的伤害，也会对军队纪律造成极大损害。
毕竟军纪这种东西，只可紧，不可松，若是明军亲自下场来干这种事情，掉份不说，也会对军队风气造成不良影响。
毕竟军人作为暴力机关的成员，一旦放纵，很容易导致变质，乃至于兵痞化。
既然如此，还不如用这些蒙古部落，当“白手套”，明军只需要稳居幕后，在将来某个恰当的时候，以一个光明伟岸的形象，收拾残局就行了。
而且对于斩草除根这件事，人家怕是比明军更熟悉。
就在刚刚拿下的科尔沁左翼后旗里，统共约四千帐人口，十五岁以上男丁基本上都死绝了，妇女则被各个部落瓜分，剩下的牛羊、粮食，更是一毛不留。
不过这些部落倒也识相，不敢把冒襄晾在一边，因为就在他们刚进入科尔沁草原的时候，南面就传来消息，明军已经开始两路合围盛京了……
原来，东路军北上山东后，迅速占领了胶东半岛，随后明军就发现，有了胶东半岛这个跳板后，再向辽东输送兵力就容易得多了。
胶东半岛最北端距离辽东半岛之间的渤海海峡，不过一两百里而已，坐海船几日功夫，其间还有无数岛屿可以停泊，实在方便。
于是乎，朱由榔干脆让东路军调两个营，渡过渤海海峡，加强辽东。
就在数日前，两个营的六千左军将士，在辽东湾登陆，成为郑成功进逼盛京的生力军。
北方问题
太行山脉东侧，北直隶境内
明代的长城，不仅仅只是沿着九边，关内，同样有长城，也被称为“内长城”。
即所谓居庸关、紫荆关、倒马关，这些名声显赫的长城关隘，均居于内长城，大概在今天的河北与山西分界线周边，在迁都北京以后，起到拱卫京畿的作用。
而这对于活跃于太行山脉周边的抗清势力，就显得有一点麻烦。
清军可以凭借关内长城隔断北直和山西之间明军的联系。
王愬自当初遁入北直，又一把火烧了天津的神器局衙门后，便转入太行山地区，联系周边抗清势力，在锦衣卫的帮助下，于北直腹地打起了游击。
随着各个战场的进程发展，北直作为满清腹地，兵力却已经基本被抽调一空，当王愬带着几百号精锐在真定府横冲直撞时，多尔衮甚至在关内找不到人马前去平乱，不得不求助于关外的察哈尔诸部和科尔沁。
直隶在北方诸省中，算是在明末乱世里破坏得稍小一些的地盘了，起码要比河南、陕西的情况要好得多。
从结果上来看，就是对于清廷而言，近在咫尺的地盘，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统治。
在历代乱世中，当朝廷政权陷入崩溃，地方便会逐渐转入自治状态，这种自治倒不是说非得以割据为目的，大多数往往只是地方豪强、宗族为图生存安定，抱团取暖而已。
于是乎，原本为朝廷所警惕，只是摆在台面下的各种准武装力量，便会登上舞台。
反映到太行山沿侧，大量的地主武装、流民武装，存在于官府统治的缝隙间，太行山正如同过去几千年那样，为他们提供落脚之地。
故而，王愬一行刚到真定府之时，手中不过数百骑兵而已，倒是马匹有多的，往往是一人三马。
在当地锦衣卫的帮助下，不过一两月间，就迅速和多股民间抗清武装搭上了关系。
事实上，这些民间武装是很乐意被明军收编的。
这一方面是南面明军战事节节胜利的缘故，再加上毕竟三百年余威尚在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对于这些民间武装而言，明军，那就是“官军”，在这个数千年的官本位社会，既然能趁机混一个官身，为啥要一辈子留在山窝里打转？毕竟，如果清廷愿意接纳他们，他们就不会叫“民间武装”了。
另一方面，王愬他们并非是免费让人打工，在这个饿不死都是幸福的年代，别说军饷了，谁能解决吃饭问题，谁就是“王者之师”。
光烈五年以后，清廷改变了原先三年的宽松财税政策，为了填补前线失血，加大了对北方各省经济的盘剥力度，大量原本才刚刚安稳下来的自耕农，再次破产，变成流民。
这也是朱由榔必要时刻可以从海贸、商税上想办法，乃至于加税，却唯独不敢在农税上下手。
不仅是税收不敢加，哪怕是一些看起来“惠农”的政策，能不作出变动就尽量不要变动。
这个时代的农民，实在是太脆弱了，一分一毫的变动，就会导致大面积破产，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一个反面例子。
而对于王愬等人而言，原先担心人力单薄的问题根本不存在。
当他们趁着察哈尔、科尔沁骑兵还未南下之际，袭击攻破真定府曲阳、阜平二线，只是把旗号打出来，数日间，竟收拢达三千余众。
但这些人有老有少，参差不齐，大多都只是流民而已，若真是遇到八旗劲旅，怕是连一合之力都没有。
可问题是，现在北直有八旗吗？除非多尔衮不守北京了。
至于那些分散各地的绿营散勇，在人数优势的情况下，恐怕还真不比这些流民强多少。
王愬一开始是对这些流民不太感冒的，但锦衣卫希望他能裹挟更多的流民，越多越好。
王愬也逐渐反应过来。
自己这几百人，若是对方干脆把自己放在一边，干脆不理，其实也不能破坏什么。
但如果能尽量裹挟丁口，其他不言，起码清廷的财税、粮草、丁壮征发，会被自己极大破坏！
想清楚以后，王愬干脆就在太行山沿线，学起了农民军早期的套路。
攻打府县，开仓放粮，裹挟人口，再攻打更大、更多的府县。
再加上榆园军的策应和影响，数月间，北直抗清义军沿着太行山脉，在保定、真定、顺德、广平各府风起云涌。
除却府城以外，其余县城、卫城，义军基本上都是来往自由。
察哈尔、科尔沁入关以后，一度倒也凭借战力优势，将这些义军打压不少，但很快，随着规模扩大，已经杯水车薪。
尤其王愬那几百骑兵的存在，仿佛是一大团棉花里面，藏着一小块锋利的刀片，尤其让清兵吃了不少亏。
每当他们对上一般的流民武装，高歌猛进之际，这支藏起来的骑兵便会忽然从其侧背突袭，咬下一块肉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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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小章还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！“所以说，现在最大的问题，还不是战事？”
朱由榔皱眉看着手中南京方面急递过来的内阁奏章，以及两份内阁签发的公文。
文中，瞿式耜提到了三件事情。
其一，是北方政权重建。
北方诸省，这番战胜之后，瞬时间就要多出几十个府，数百个县，需要大量的得力官吏人手。
但官员选用又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。
那就是光烈朝毕竟是依托于南方建立的政权，朝中官员，均以南居多，尤其是两广，如此一来，恐难平衡，容易为日后党争埋下隐患。
这话，也就是瞿式耜这种从龙元老敢说了，其余人，无论支持哪一方，都容易招人记恨。
其二，便是北方的流民问题。
只是已经从清军手中完全光复的淮北、襄樊地区，流民问题就不下数十万。
可以想象，在完全拿下山东、河南、北直、山西各省以后，明廷所要面对的问题更加深重。
这几乎是一个无底洞，要吞没不知多少粮食、银钱。
故而，内阁加大了今年夏收粮食的收购，财部增派三百五十万元预算。
但在这个决议在七科（六部增设了财部，六科自然也要增设财科）那边，遇到了钉子。
财科认为光烈七年，内阁批复的财政支出实在太多，有赤字风险。
仅军费一项，先后已经不下两千万，毕竟是战时，这倒是能理解。
但正因为如此，其他方面就该缓一缓，粮食问题完全可以等到秋收，或者光烈八年再进行。
内阁商议后，又提出这笔钱可以使用银行发行国债，同样被批驳。
自光烈三年以来，国债发行已经超过八百万，自明年起，连本带息，财政每年至少就要还一百七十万，再发行，一方面是在挑战市场对于朝廷的信任，另一方面，同样会导致明年财政出问题，这是典型的“寅吃卯粮”。
重组内阁以后，明廷政府的官方文件事实上有两种，一个是皇帝亲发的圣旨，一个是内阁签发的公文，被称为“公帖”或者“阁帖”。
无论是哪一种，按照制度，都必须由七科给事中审议。
当然，这些制度基本上都是给“后来人”设立的，对于朱由榔这种皇帝而言，他活着一天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
故而光烈朝的圣旨下发中，所谓“审议封驳”完全就是走流程，朱由榔随身携带一个给事中，唯一任务就是盖章。
反倒是对于权力空前扩大的内阁而言，这样的制度更加具有实际意义。
至少从光烈三年以来，内阁被七科封驳的公帖，已经不下二十封了。
朝中有人建议提高七科给事中的品阶（给事中只是七品官），毕竟这些家伙的权力，事实上已经不比朝中二三品大员低了。
但朱由榔还是坚持了当年朱元璋的设计，要说老朱其人在政治智慧上，还是颇有一番见解的，六科存在的本质就是“以小制大”，过去唐宋的门下省，长官也是宰相，反而很难取到监督作用。而七科给事中，不过七品，且都是刚入仕的年轻人，任期两三年而已，由于来不及和朝中大员们建立什么“关系”，就会被调离升迁。
而且他们都属于“言官”行列，审议监督是其政绩来源，反而能真正取到钳制相权的作用。
不得不说，双方说得都很有道理，但朱由榔更好奇的是，七科那帮子言官，什么时候这么有战斗力了？
在此之前，从肇庆时期，光烈二年，因为章旷和塔天宝的问题，朱由榔把朝中一批嘴炮文官给清理了出去，都察院和七科给事中就从此消停，几年间仿佛毫无存在感一般。
为此，朱由榔专门向中书科随行官员询问了一下情况。
锦衣卫对外，中书科对内，作为天子亲属的内部情治机关，中书科虽然没有什么抓人、砍人的特殊权利，但却有提天子探查国内政局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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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于成龙？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？”
朱由榔对着身前的中书舍人谢颖问道
其实他当然听说过于成龙，但那是后世，而且在他的印象中，这人不是康熙朝的名臣么？按道理，这时候怕还是十几岁的小孩才是，所以一直也没当回事。
其实是他自己孤陋寡闻而已，历史上，于成龙出仕的时候，都已经四十五岁。
此时，其人也已经三十有六，称不上“年轻俊杰”了。
谢颖从光烈二年以来，在朱由榔身边当了五年多的近臣，或者说秘书，其他本事不提，起码这记忆力是大大锻炼出来了。
毕竟给领导当秘书，最重要的本事，就是领导提到啥，你就得想到啥。
这满朝上下，大大小小几百号主要官员，以及各地行政、军事主管，一般朝中大员乃至于宰相们都是一头雾水，但谢颖却是如数家珍。
故而朱由榔无论走到哪，都一定会带上他。
“入仕不久，乃是光烈六年的进士。”
谢颖毫无迟疑，直接答道
“这才入仕一年多吧？怎么就提到给事中这种位置上了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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